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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大新传知识点| 什么是“传播的仪式观”
詹姆斯·凯瑞通过提出“传播的仪式观”,为美国传播学开辟了新路径。该理论强调传播不仅关乎信息的扩散,更重要的是在时间上对社会的维系,是共享信仰的表征,而非简单的信息分享。传播的本质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得以维系的一切仪式性活动。凯瑞旨在提醒我们,传播不仅仅是信息的交换,更是社会结为一体的纽带。
与传统的“传播的传递观”不同,“仪式观”更侧重于文化的共享与社会的维系。传递观强调讯息在空间内的传播,以实现对距离和人的控制。而仪式观则关注“在时间上对一个社会的维系”,侧重于社会文化的共享,强调传播在维系一个社会中的作用。以新闻为例,在传递观看来,新闻意味着信息的传播,而在仪式观中,人们在接受新闻时,更像是参与了一次仪式,这种仪式强调的是共同的世界观的描述和强化。
“传播仪式观”来源于杜威、哈罗德·英尼斯、克利福德·格尔兹等学者的理论。杜威的自然主义经验论、芝加哥学派的符号互动理论、英尼斯的媒介属性理论、格尔兹的“深描说”等都为“传播仪式观”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这种理论强调传播是一种符号过程,是现实得以生产、维系、修正和转变的方式,通过团体或共同体的身份把人们吸引到一起。
“传播仪式观”包含几个核心概念:隐喻、角色、内涵、传播成功的标准及功能。隐喻在传播中起着关键作用,它将熟知的和陌生的事物特点合并,激发我们的思想,提供新的视角。角色在传播仪式中平等,不区分发送者与接收者,强调参与者的平等性。传播的内涵涉及信息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目标已从最快的、最准确有效的信息传递转向了经验与文化的共享以及文化共同感的塑造。
然而,“传播仪式观”也存在一定的理论局限性。它可能过于注重传播的形式,忽视了内容的重要性,导致传播研究中出现形式主义倾向。同时,它可能忽略了传播在社会中的不平等性、冲突性和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面对这些局限,我们需要更全面地理解传播的复杂性,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

兰大新传知识点| 可供性
真题考察:
名词解释:
技术可供性(兰州大学2023、复旦大学2023、华东政法大学2023)
媒介可供性(北京邮电大学2023、中国地质2023)
简答题:
什么是“技术可供性”?谈谈你的理解(北京大学2021)
简述媒介可供性的内容及其影响(东华大学2023)
可供性的理论逻辑和内涵(深圳大学2023)
可供性
“可供性”概念源自生态心理学学者詹姆斯·吉布森,描述生物在物理环境中的行动可能性,是主观感知与客观技术品质的相互作用结果。
吉布森提出,可供性具有客观物质属性和关系属性,前者表示行动可能性为客观存在,不会随主体需求变动;后者表示主体理解环境,取决于环境条件与促进行动可能性。尽管客观,但主体感知会关注特定可供性。
“可供性”概念广泛应用于人与环境关系讨论,衍生出技术可供性、媒介可供性等分支。
技术可供性
由Gaver在1990年代提出,强调技术通过与主体互动实现特定目标的可能性,技术效能发挥依赖主体及其感知行为。
技术可供性成为理解媒体界面、传播技术与用户关系的关键,为探索媒体与社会生活、发展进程的关系提供视角。
媒介可供性
潘忠党2017年提出媒介可供性,分为生产、社交、移动三个维度。
生产可供性涉及内容可编辑、审阅、复制、扩展、关联,体现媒体与用户在调动资源、生产内容的灵活性与能动性。
社交可供性强调媒介促进情感表达、社群构建的能力,涉及致意、传情、协调、连接,反映用户情感表达、社交网络构建。
移动可供性关注终端携带性、信息获取、定位、兼容性,体现移动技术提供便利、信息搜索、位置连接与多媒体内容的可能性。
参考文献(部分)
[1]喻国明,赵睿.媒体可供性视角下“四全媒体”产业格局与增长空间[J].学术界,2019(07):37-44.
[2]谢卫红,曾思敏,彭铁鹏,王忠.技术可供性:概念内涵、理论框架及展望[J].科技管理研究,2022,42(05):210-218.
[3]匡文波,邓颖.媒介可供性:社交平台赋权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J].江西社会科学,2022,42(07):168-176.
[4]刘畅.从传媒到智媒:可供性视角下新闻生产的嬗变与思考[J].东南传播,2022,No.219(11):1-4.
[5]张晨雨,朱洁欣.基于技术可供性的戏曲文化传播研究[J].传播与版权,2023,No.121(06):82-85.
[6]蒋骁.数字新闻用户情感接受——基于技术可供性与情感体验的研究框架[J].新闻知识,2023,No.464(02)
兰大新传知识点| 风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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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社会”这一概念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20世纪80年代末正式提出,乌尔里希·贝克出版了德文版的《风险社会》一书,首次使用了 “风险社会”的概念,用于区别于“现代社会”。
所谓“现代社会”是以工具理性为基础,以实现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为目标。在他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社会”的嬗变,当物质层面的现代化得以实现以后,人类并未进入到世界大同、高枕无忧的“理想国”当中。相反,人类在追求经济和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为自身埋下了各种具有风险性的“伏笔”和“祸根”。
风险社会是指一种关乎未来并会造成影响和损害的不确定性的社会状态。风险社会的突出特征有两个:一是具有不断扩散的人为不确定性逻辑;二是导致了现有社会结构、制度以及关系向更加复杂、偶然和分裂状态转变。
西方学者对于风险社会的理解和界定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现实主义的理解,认为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由于出现了新的、影响更大的风险,以及某些局部的或突发的事件能导致或引发潜在的社会灾难。二是从"风险文化"的角度解读风险社会,认为人类风险意识的增长和对风险认识的加深意味着风险社会的来临,风险在当代的凸显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三是贝克、吉登斯等人的制度主义观点,认为风险社会是人类“自作自受”的结果,风险主要是“人为风险”和“制度化风险”。
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指的风险主要是现代风险,其风险社会的内涵也是建立在现代风险基础上的。贝克指出,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文化诊断,风险社会的概念指现代性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社会道路上所产生的威胁开始占主导地位。
可以看出,风险社会是指现代社会所具有的一种社会性的危机状态,也就是伴随着“外部风险(传统风险)”逐渐向"人为风险(现代风险)"的转移及其普遍扩散,“被制造出来的风险”取代了外部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由此标志着进入风险社会,即现代风险或人为风险在风险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社会状态。
社会风险这个概念是由风险引申而来的,是指风险社会中由于结构化因素而导致人们面临各种风险和遭遇潜在损失的高度不确定性。此处的风险和潜在损失涉及自然、政治、经济等多个方面,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并且可以相互转化。
与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的风险突破了个体的限制向群体和社会蔓延,不确定性更高,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作为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风险社会带来了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风险。
风险治理的多元机制
(一)培育社会公众正确的风险意识观,实现风险社会的文化治理
风险意识是指对风险的认知和态度,树立科学的风险意识,提高人们的风险意识水平,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首先,在思想认识上,要以科学的态度认识风险。其次,要在全社会形成防范风险的良好氛围,加强对公众的风险意识教育。再次,要加强科技人员的风险责任伦理教育,从而使得科技人员明确自己的责任,对具有破坏公众利益潜在风险的有关研究与应用自觉抵制。
(二)建立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实现风险社会的协同治理
风险治理体制的创建需要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参与。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政府具备在风险治理中的领导组织能力和合法强制力。与公部门相比,私部门趋利避害的特性使其对于风险更为敏感且具有更强的弹性与创新精神。应将私部门风险治理的先进经验、技术、方法纳入进来,在风险预防、消减、转移、共担等环节发挥积极作用。除了政府和企业以外,各种各样的非营利组织、社区组织等社会力量也是风险治理的重要实施者。
(三)建构一系列相应的风险治理运行机制,实现风险社会的复合治理
风险发生的动态性使得风险治理呈现出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因此需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运行机制来保障风险治理的有效运行。首先要建立和完善风险发生预警机制。其次要建立和完善风险信息沟通机制。再次要建立和完善风险应激处置机制。最后建立和完善风险责任追究机制。至此,风险发生预警机制、风险信息沟通机制、风险应激处置机制、风险责任追究机制在风险治理体系中相互嵌套,从而形成多机制复合治理的运行模式。
(四)推动风险治理的跨国家或地区合作,实现风险社会的全球治理
人类正处在全球化时代,风险的全球化意味着任何国家的内部风险都可能演变成外部风险进而波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单个国家或国际组织已难以对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因此必须加强国际合作、走全球治理之路。首先要推动并协调国家间的集体行动。其次要强化风险治理国际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再次要制订多边规则与程序以保证全球风险治理的有效进行。
(五)发挥科学技术在风险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实现风险社会的科技治理
专家对于风险议题的发言权越来越突出,专业咨询和建议由此成为风险治理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首先应对科学技术采取更为公开的处理方法,建立起有关科技变化及其产生后果的正确舆论,从而提高专家意见的公信力和公众的认可度。其次应当建立制度化的专业咨询体系,为风险治理与风险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再次应建立一个包括资料库、知识系统、电子信息系统在内的风险信息管理系统,为风险治理中的决策制定、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提供科技支持。最后要加强相关学科的交流与融合,包括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将专家知识与公众常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的融合,发挥科学技术在风险识别、分析、评价、预警、处置和日常监测等方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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